1933年我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曾在几所大学里任教职，时间长一些的是厦门大学。1947年到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，开了一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，当时北大也想开这门课，就请我去兼课，我跟北大从此有了较多的关系。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我正式调到北大中文系任教，现在我已经成了这园子里很多老人中普通的一个，北大就是我的家，学生们对我的欢迎和亲近也使我很愉快。我的一生除了写诗，就是教学和科研，北大作为我的安身之地，应该说是让我很满足的。
算起来几十年的时间已经匆匆地度过，北大就要迎来百年诞辰了。记得1958年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，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盛唐气象》的文章，预祝北大能产生一种盛唐时代一样恢宏博大的文化，中国的新文化能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文化。现在是百年校庆了，我还是这个希望，北大要缅怀五四精神，带头去创造新文化、发展新文化，在二十一世纪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辉煌于世界。
我们纪念北大的百年诞辰，最应该纪念的就是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所保持下来的五四精神。北大与五四运动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，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北大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。1919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以北大为主的一批青年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炬，所以说五四最初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。而在运动后期，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、周作人等人，把爱国运动引向了新文化的层面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五四运动又是一个文化革新的思想启蒙运动。这个时期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十分相像，一批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旧文化进行反思，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民族文化，以达到救国图强的目的。在这场启蒙运动中，形成了一种精神传统，也就是积极进取、富于朝气的创业精神。
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在几千年以前我们就已经辉煌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了。而近代以来我们所以落后了，所以蒙受了无尽的国耻，就因为旧文化已经不适应当时的世界形势。我们必须从闭关自守中走出来，从旧文化中解放出来，创造一个新的文化，寻求一条新的救国图强之路。
北大最初叫京师大学堂，它是维新变法的一个产物，这个新就是要创新，这个变就是要破旧。中国以前没有学堂，学堂就是当时的新鲜事物。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取代旧的科举制度，接受新的事物，面向新的潮流。京师大学堂在当时又被称为“进士馆”，也就因为考取相当于以前科举中的进士，新制度中没有了进士，“进士馆”便成了一种代称。这正能够说明它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针锋相对的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新事物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北大从一开始产生就负有创造新文化的责任和使命，而因为五四运动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，又使这种责任和使命得到了很好的升华。现在我们正走向二十一世纪，二十一世纪在等待着我们去发展，没有这样一种使命感是不行的。
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快八十年了，北大走到了更成熟的阶段。但是它还应该永远年轻，永远富有朝气，也必然还要沿着五四精神的轨迹向前发展。在百年校庆之际，我祝愿北大能永远保持这种青春朝气和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，在二十一世纪中，把中国的文化建设得更为辉煌。
1997．12．16
作者简介
林庚，1910年生，北京人。著名诗人。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。曾在厦门大学、燕京大学任教，1952年到北大中文系，曾任教研室主任等职。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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